“我们是在谈。”杨晓东说。
“谈恋爱的人不会给对方讲语文课。”
杨晓东想了想。“我们不一样。”
“你们确实不一样,”王海涛说,“但是——晓东,你有没有想过,你这样会更让她离不开你?”
杨晓东愣住了。他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想过。他教邱玉林认字、念课文、讲历史地理,是希望她能学到东西,能离她梦想中的厦门更近一点——哪怕只是精神上更近一点。但如果这一切最终都留不住呢?
“我没有想那么多。”他诚实地说。
“你最好想一下,”王海涛说,语气难得地认真,“你教她越多,她就越依赖你。如果有一天——我是说如果——你们不能见面了,她会更难受。比以前更难受。”
杨晓东沉默了很久。王海涛说的话像一根针,扎在他一直没有认真思考的问题上——他在给邱玉林打开一扇窗,但如果这扇窗迟早要关上,打开它是不是反而更残忍?
但他想到邱玉林昨天在石头上写字的模样——她握笔的姿势不太对,用力太大了,笔尖把练习本的纸戳破了好几个洞。但她写出来的字一个比一个好,最后一个“海”字,三点水旁写得像模像样。她写完抬头看杨晓东,眼睛亮得像被阳光照到的滩涂水洼。
“你看我写得好不好?”她问。
“好。”杨晓东说。
“比刚才那个好?”
“好多了。”
邱玉林高兴得笑了。那个笑容和她说“我没有前途”时的表情判若两人。那个笑容里有光,有希望,有一种被知识点亮的东西。
如果打开一扇窗是残忍的,那连窗都不给她开,是不是更残忍?
杨晓东想不出答案。
寒假过得很快。
春节前的那几天,邱玉林几乎出不来。五金店年前是最忙的时候——东埔村的渔民们要在年前把家里修修补补的活儿全部干完,买螺丝的、买电线的、买灯泡的、买胶水的,络绎不绝。邱玉林和父亲从早忙到晚,有时候连饭都顾不上吃。她托一个来店里买东西的东埔村大婶带了一句话给杨晓东:“年前这几天可能都出不来了,正月再找时间。”
那个大婶是东埔村的人,认识杨晓东。她来杨晓东家敲门的时候,杨晓东正在院子里劈柴。大婶把一个塑料袋塞给他,说:“阿琳让我带给你的。她说她这几天忙,让你别去滩涂上等了,正月再说。”说完她看了杨晓东一眼,目光里有一种“我知道你们在搞什么”的意思,但她什么都没说,只是笑着摇了摇头,转身走了。
杨晓东打开塑料袋,里面是一小袋芋头糕,还冒着微微的热气。邱玉林大概是在厨房里偷空做的,然后托刚好来店里买东西的邻居捎过来的。芋头糕切成整整齐齐的小方块,每一块上都撒了白芝麻。他掰了一块放进嘴里,很甜,很糯,是邱玉林一贯的水平。
“谁送的?”母亲从厨房里探出头来。
“同学。”杨晓东说。
“哪个同学?”
“王海涛。”
“你耳朵又红了。”母亲说完,把头缩回厨房去了。
杨晓东摸了摸自己的耳朵,发现它确实又红了。他端着芋头糕走进屋里,把剩下的整整齐齐地码在盘子里,放在饭桌上。妹妹杨晓雨放学回来看到芋头糕,欢呼了一声就扑上去。母亲尝了一块,说“这手艺比你外婆还好”。杨晓东默默地吃着芋头糕,心里想着那个在五金店里忙得团团转的女孩。
除夕那天,东埔村下了一场小雨。
雨不大,细得像牛毛,落在瓦片上发出沙沙的声音。海风把雨丝吹得斜斜的,打在脸上像无数根凉丝丝的针。杨晓东在家帮母亲贴春联——春联是村里一个退休老教师写的,红纸黑字,上联是“海纳百川气象新”,下联是“春回大地福满门”。杨晓东站在凳子上,把春联贴到门框上,母亲在下面指挥:“左边高一点——再高一点——好了好了,歪了,往右边挪一点——”
父亲在厨房里杀鱼,准备年夜饭的主菜。按照闽南的习俗,除夕夜必须吃鱼,而且鱼不能吃完,要留到年初一,寓意“年年有余”。父亲的手上全是鱼鳞,闪着银色的光。他用手背擦了擦额头上的汗,对杨晓东喊:“晓东,把桌子收拾出来!年夜饭要摆六道菜!”
“六道?”杨晓东从凳子上跳下来,“以前不都是四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