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是来上网的,他是来借厕所的。看到我在打cs,站旁边看了五分钟,我死了三次。他说我枪法烂,我说你行你上。他还真上了,打了两把,比我还烂。”
杨晓东忍不住笑了一下。王海涛就是有这种本事——在最紧张的时候说一些完全没有营养的话,让你觉得天还没塌下来。
“考完我去滩涂,”杨晓东回了一条,“你自己在网吧待着吧。”
“你又去滩涂?今天邱玉林应该出不来吧?她弟中考,她爸肯定让她在店里看着。”
“我不是去等她。我就是想去坐一会儿。”
王海涛那边沉默了几分钟,然后回了一条:“你真的变了。以前的你不会‘想去坐一会儿’。你只会闷在心里,什么都不说。”
杨晓东没有回这条。他把手机放回裤兜里,继续择菜。
六月二十三日,中考最后一门考完。
杨晓东那天晚上去了台球室。台球室里人比平时多了一倍——那些刚刚结束中考的初三学生像开闸放水一样涌进了镇上的每一家娱乐场所,台球室、游戏厅、网吧,到处都是穿着校服的初三生。有几个人围在角落的桌子边上抽烟喝酒,大声说着考试题有多难、某道题有没有蒙对。有人把啤酒罐捏扁了扔在地上,发出刺耳的金属声。
林老板忙得团团转,看到杨晓东来了就赶紧招呼他:“今天客人多,你多干一会儿,加班费照算。把角落那桌收拾了,满地都是烟头和花生壳。”
杨晓东拿起扫把开始清理角落的桌子。扫到一半的时候,他感觉到有人站在他身后。他转过身,看到邱尚杰站在台球室的门口。
邱尚杰穿着一件黑色的t恤,头发比考试前更长了,刘海几乎遮住了眉毛。他的脸上带着一种杨晓东从未见过的表情——不是愤怒,不是敌意,而是一种深深的不安。像一个人站在悬崖边上往下看,不知道底下是水还是石头。他的眼睛在台球室昏暗的灯光下显得格外亮,那不是凶狠的光芒,更像是某种被压了很久终于要释放的东西。他瘦了不少,颧骨更突出了,下巴上冒出了几根没刮的胡茬。
中考终于结束了。三年的初中生涯,被压缩成三天的试卷和答题卡,然后像泄洪一样突然结束了。那种巨大的空洞感大概让邱尚杰一时间不知道该干什么,不知不觉就走到了台球室——也许是想找人说话,也许是路过门口看到了里面正在扫地的杨晓东,也许是别的什么原因。
台球室里有人认出了他。几个初三的站起来跟他打招呼,拍他的肩膀,递烟给他。有人问他对答案了没有,有人说某某题太难了。邱尚杰应付地点了点头,把烟接过来夹在耳朵上,没有点。他的目光穿过缭绕的烟雾,落在杨晓东身上。
“你出来一下。”邱尚杰说。
杨晓东放下扫把。王海涛也在台球室里——他本来在角落的沙发上翻一本旧的《篮球先锋报》,看到这一幕,他放下报纸站起来,用眼神问杨晓东要不要帮忙。杨晓东冲他轻轻摇了摇头,然后跟着邱尚杰走出了台球室。
街道上比台球室里凉快一些,至少海风能把汗吹干。路灯刚亮起来,橘黄色的光洒在坑洼不平的水泥路面上。对面四果汤店已经关门了,卷帘门上画着歪歪扭扭的涂鸦。街上没什么人,只有几只野狗趴在路边吐着舌头,偶尔有摩托车驶过,引擎声在巷子里回荡。
邱尚杰靠在台球室门口的电线杆上,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根叼在嘴里。他的手在发抖——不是因为害怕,更像是某种压抑太久的情绪终于找到了出口。他打了三次打火机才点着。烟雾在他的脸前升起来,被海风吹散成一条细细的白线。
“考得怎么样?”杨晓东问。
“不知道,”邱尚杰说,声音干涩得不像一个十六岁的少年,“数学有两道大题没做完。物理的实验题考了一个我没复习到的知识点。英语作文写跑题了大概。”
杨晓东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一个学期之前,邱尚杰还在食堂后面用拳头招呼他的胸口。现在他们在台球室门口面对面站着,像两个普通的、为考试成绩而焦虑的学生。
“你之前说——等你中考完了,你会帮你姐。”杨晓东说。
“我记得。”
“那你打算怎么帮?”
邱尚杰猛吸了一口烟,然后把烟头扔在地上,用鞋底碾灭。他碾得很用力,像在碾碎什么东西。
“我跟我爸谈过了,”他说,“昨天晚上。我告诉他,如果他不让姐去读书,我就不去泉州。”
杨晓东愣住了。“你说什么?”
“我说,如果姐不能去读她的烹饪学校,我就不去泉州读高中。我说到做到。”邱尚杰抬起头看着杨晓东,眼睛里有一种破釜沉舟的决绝,“我爸当时就炸了。他骂了我一顿,说我不懂事,说我和我姐一起犯浑。但后来——后来他哭了。”
“你爸哭了?”
“我妈走后,我第一次看到他哭,”邱尚杰的声音变得很低,“他坐在饭桌边上,把脸埋在手里,肩膀一抖一抖的。他说他辛辛苦苦这么多年,就是为了让我出人头地。他问我为什么要用自己的前途来逼他。我说——‘爸,你逼姐那么多年了。现在轮到我为她做一件事。’”
杨晓东听着这些话,觉得喉咙里有什么东西堵着。他想起去年冬天在食堂后面那片空地上,邱尚杰揪着他的衣领,眼睛冷得像退潮后的礁石。那时候他以为邱尚杰只是一个蛮横的、控制欲强的弟弟。他从来没有想过,这个弟弟会在几个月后用放弃自己前途来威胁父亲,为姐姐争取自由。那个在空地上对杨晓东挥拳头的男孩,和那个在饭桌上对父亲说“轮到我为她做一件事”的男孩,是同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