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海里的鱼会发光?”她问。
“有些会。书上说它们身上有发光的器官,在黑暗的海底能照亮周围。”
“那一定很好看。”
“比烟花好看。烟花亮一下就灭了,但那些鱼一直在发光。”
邱玉林低头继续看书。杨晓东看着她的侧脸,觉得此刻的她不像一个辍学在五金店帮忙的女孩,更像一个正在课堂上认真听讲的学生。如果她当年没有辍学,现在应该已经读到高一或者高二了——也许正在教室里听老师讲《海底两万里》,也许正在准备期末考试,也许正和同学们讨论以后要考哪所大学。她的人生本该有一条更宽阔的轨道,却因为家庭的变故而被迫拐进了五金店这个狭窄的死胡同。
想到这里,杨晓东的心又疼了一下。
正月初五之后,邱玉林出来的频率明显减少了。
五金店重新开门营业,春节期间积压的订单和维修需求一下子涌过来。东埔村有“正月不动土”的习俗,但灯泡坏了总要换、水管漏了总要修。邱玉林每天从早忙到晚,有时候连午饭都在柜台后面凑合着吃几口冷掉的芋头糕。她只能偶尔抽空发一条短信给杨晓东:“今天出不来,别等我。”
杨晓东就真的不在滩涂上等。但他会在家里等。他把手机放在枕头旁边,音量调到最大,每次短信提示音响起的时候就立刻拿起来看。有时候是王海涛约他去镇上打台球,有时候是同学群发的拜年短信,有时候是欠费提醒。但最让他心跳加速的,总是那个没有存名字的号码。
杨晓东也开始了自己的寒假生活。他跟着父亲去码头帮了几天工,主要是在仓库里分拣货物,不用像父亲那样扛水泥,但也累得腰酸背痛。码头上到处都是光着膀子干活的工人,他们的脊背在冬天的冷空气里冒着白气,汗水沿着脊椎往下淌,滴在水泥地上瞬间就被冻干了。父亲干活的时候从来不说话,只是闷头把一袋袋水泥从车上卸下来扛进仓库。每扛完一趟,就在码头边上的水龙头喝一口冷水,然后继续扛下一趟。
杨晓东分拣货物的工作相比父亲轻松得多——把到港的货按照标签分类堆好。但他第一天干完还是觉得浑身像散了架一样。回到家,母亲问他累不累,他说还行。母亲没有再问,只是给他碗里多夹了两块肉。
有一天中午休息的时候,杨晓东和父亲坐在码头边上吃盒饭。盒饭是码头食堂卖的,五块钱一份,米饭上面盖着一层炒白菜和一片薄薄的肉。海风从海面上吹过来,把饭盒上的盖子吹得哗哗响。
“爸,”杨晓东忽然问,“你年轻的时候有没有喜欢过谁?”
父亲咀嚼的动作停了一下,然后继续嚼。“怎么忽然问这个?”
“就是好奇。”
“当然有,”父亲把嘴里的饭咽下去,用筷子点了点杨晓东的饭盒,“就是你妈。”
“我知道。我是说——在妈之前。”
父亲沉默了一会儿。他放下筷子,从口袋里掏出那包皱巴巴的烟,抽出一根点上。码头上的海风把他的烟雾吹得四散飘零。
“有一个,”父亲说,“隔壁村的,叫阿珍。”
“后来呢?”
“后来她家里人不同意,”父亲弹了弹烟灰,“嫌我家穷。那时候我比你现在大几岁,在码头刚找到活干,一个月赚不到几个钱。她家是做生意的,觉得我没出息。她爹带着几个亲戚来码头堵过我,警告我不要再找她。后来——后来就没有后来了。”
“她现在呢?”
“嫁到外地了,听说过得不错,”父亲把烟头在码头的水泥地上按灭,“你问这个干什么?是不是在学校里喜欢谁了?”
杨晓东低着头扒饭,没有回答。
父亲看了他一眼,没有再追问。他把饭盒里的最后一口饭扒进嘴里,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喜欢一个人不是错,”他说,“但你要想清楚,你喜欢她什么。如果你连喜欢她什么都说不清楚,那就只是小孩子过家家。”
说完父亲就往仓库走了,脚步很沉,把码头的水泥地踩得咚咚响。杨晓东看着父亲弯着腰的背影消失在仓库门里,把饭盒里剩下的白菜吃干净,然后站起来继续去分拣货物。
他在心里默默回答父亲的问题:我喜欢她是因为她叫我傻子的时候眼睛会弯成月牙形。是因为她在台风天里抱住我的时候手在发抖。是因为她说“我没有前途”的时候我好想告诉她她错了。是因为她手上的老茧和伤疤,每一道都是她不想要的勋章。
这些理由够不够?他也不知道。但他知道这不是过家家。
正月初十那天,邱玉林终于又出现在了滩涂上。
她比之前更瘦了,颧骨在脸上显得更突出,下巴更尖了。过年新买的那件浅蓝色棉衣袖口沾了几点机油,洗不掉,留下了暗色的印记。但她的眼睛还是那么亮,看到杨晓东的时候还是笑得像海面上第一缕晨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