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做傻事。”
“你上次在食堂顶撞他的时候也说你不做傻事。”
“那次不算。”杨晓东说完,嘴角弯了一下。那是一个很淡的笑容——不是开心的笑,也不是苦笑,而是一种释然的笑。像是一个人把最坏的结果都想过了,然后决定不再害怕。
王海涛走了。他的背影在路灯下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巷子的拐角处。杨晓东站在院子里,看着他离开的方向,直到厨房里传来母亲喊他吃饭的声音。
那天晚上,杨晓东吃了两碗饭。
母亲做的红烧茄子,酱油放得有点多,咸了。但杨晓东吃得很慢,把每一块茄子都嚼得很细才咽下去。他还主动夹了一块咸鱼——平时他不太爱吃咸鱼,觉得太腥,但今天他觉得那咸鱼的味道很实在,嚼在嘴里有一种踏实的肉感。
妹妹在饭桌上说着学校里的事,说数学老师今天表扬她了,因为她背乘法口诀背得最快。母亲笑着摸了摸妹妹的头,说“比你哥小时候强”。杨晓东也跟着笑了一下。
父亲回来的时候已经快九点了。他站在院子里用冷水洗脸,寒风吹得他肩胛骨上的肌肉一抖一抖的。杨晓东给他倒了一杯热水端出去,父亲接过去的时候,杨晓东注意到父亲手上的老茧在冬天变得更厚了,有几处冻裂了口子,渗着暗红色的血丝。
“爸,你手裂了。”
“没事,”父亲喝了一口水,“冬天都这样,过了年就好了。”
“妈不是有那个蛤蜊油吗?你抹一点。”
“浪费那个钱干什么,”父亲把水喝完,把杯子还给杨晓东,“进去吧,外面冷。”
杨晓东接过杯子,转身的时候忽然听到父亲在身后说了一句:“晓东。”
“嗯?”
“你最近是不是有事?”
杨晓东的脚步停住了。他站在厨房门口,背对着父亲,手指攥紧了杯子。杯子里的水渍在寒风中迅速变凉,沿着杯壁往下淌。
“没有。”他说。
“没事就好。”父亲沉默了片刻,“不管遇到什么事,跟家里说。爸虽然没什么本事,但总能帮你想办法。”
杨晓东背对着父亲,用力点了点头。他不敢回头,因为他怕父亲看到他的眼眶红了。他走进厨房把杯子放在灶台上,听到父亲在院子里又点了一根烟。火柴划着的声音在安静的冬夜里格外清晰,嗤啦一声,像一道微弱的希望在黑暗中闪了一下就灭了。
第二天,十二月八日,星期三。
杨晓东照常去上学。天气阴沉沉的,云层压得很低,像是要下雨但又一直没下,就那么憋着。海风吹得操场上的木麻黄疯狂摇晃,针状的叶子被风扯下来,在煤渣跑道上滚成一团一团的。远处的海是灰黑色的,和天空连成一片,分不清海平线在哪里。
上午的课没什么特别的。语文课讲的是《陋室铭》,陈美华在讲台上念“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杨晓东在下面把贝壳的位置从枕头底下换到了棉袄暗兜里的那个动作在脑子里复盘了十几遍。他在想王海涛有没有把贝壳收好,有没有放在安全的地方。王海涛这个人虽然大大咧咧,但答应的事从来不马虎。
下午第二节课间,杨晓东去上厕所的时候,在走廊里被一个人堵住了。
不是陈国辉,不是吴天赐。
是一个杨晓东没见过的男生。皮肤很黑,剃着寸头,穿着初三的校服,袖口卷到胳膊肘,露出小臂上一道长长的疤痕。他的个子比杨晓东高一点,但没邱尚杰那么壮,站在走廊里没什么存在感,像是那种从来不会主动惹事的学生。
“你是杨晓东?”那个男生问。
“是。”
“邱尚杰让我告诉你,放学后去食堂后面的空地,”男生说,“他在那里等你。”
说完他就走了,没有推搡,没有威胁,甚至没有看杨晓东第二眼。他穿过走廊里三三两两的学生,很快就消失在楼梯口,像一个传递完消息就退场的信使。
那个平静的语气比任何威胁都让杨晓东觉得冷。不是“有种你来”,不是“你给我等着”,而是“他在那里等你”——像是在说一个已经确定的事实,一个不需要商量的时间地点。平静得像是约人喝茶,而不是约架。
杨晓东在走廊里站了几秒钟,然后继续走向厕所。他在洗手池前洗了一把脸,冷水刺得他的皮肤发紧。他看着镜子里自己的脸——瘦削的脸颊,眼眶下面淡淡的青色,嘴唇因为冬天干燥裂了一道小口。他的眼睛里没有恐惧,也没有愤怒,只有一种很深的疲惫,夹杂着某种奇异的平静。那是一种一个人把最坏的结果反复想了太多遍之后才会有的平静——你知道它要来,你不再害怕它,你只是等它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