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邱玉林。
她站在石头旁边,手里拎着那个红色的塑料桶。她穿着一件深红色的棉外套,头发被风吹得横着飞,整个人在灰蒙蒙的天地间像一点快要熄灭的火星。她抬头看到了海堤上的杨晓东,两个人隔着几十米的距离对视了一秒。
然后杨晓东扔下书包,手脚并用地爬下了堤坝。
他几乎是跑着冲到邱玉林面前的。跑到跟前的时候,他喘得说不出话来,弯着腰双手撑着膝盖,胸腔里的心脏像是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
“你怎么——你不是说——出不来吗——”他断断续续地说。
“今天他不在,”邱玉林说,她的声音有点哑,像是这几天说过很多话又像是很久没说过话,“他跟人去泉州了,要后天才回来。我趁我爸午睡的时候跑出来的。”
杨晓东直起腰,看着邱玉林的脸。几天不见,她的脸瘦了一圈,颧骨显得更高了,嘴唇干裂了好几道口子。但她的眼睛还是那么亮——那双像滩涂上被阳光照到的水洼一样的眼睛,仍然清澈如初。
“你怎么样?”他问。
“我没事。”
“他打你了吗?”
“没有,”邱玉林顿了顿,“就是说了很多话。”
“什么话?”
邱玉林没有回答。她移开目光看着海面,海风把她的头发吹得遮住了半张脸。过了很久,她轻轻地说了一句:“杨晓东,我们别见面了。”
这句话像一把刀。
杨晓东觉得自己的胸口被什么东西刺穿了。那张纸条上写的“等风头过了再说”,原来只是暂时的缓冲——她还是说了这句话,她还是决定放弃。
“为什么?”
“因为这样下去对谁都不好,”邱玉林说,“你家里人会担心,你学校里的同学会说闲话,你爸在码头干活不容易,你妈在厂里也辛苦。你还有妹妹要照顾,你还要考高中考大学——”
“你让我自己决定好不好?”
“你太小了,你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决定。”
“我知道。”杨晓东的声音拔高了。
邱玉林看着他。她的眼眶开始泛红,那种红和之前不一样——之前是被风吹的红,是被打的淤红。这一次,是眼泪快要溢出之前的红色。
“杨晓东,”她的声音在发抖,“尚杰不只是会打人。他在村里有关系,他能让别人在码头为难你爸,让你妈在厂里待不下去,让你妹妹在学校里被欺负。你不明白吗?你跟我在一起,你全家都会遭殃。”
“他凭什么——”
“凭他姓邱!”邱玉林忽然喊出来了,“凭我们家在村里有根基!凭我舅舅在村委!凭你们家什么都没有!”
那句话像一记耳光,打在了杨晓东脸上。
你们家什么都没有。
是的。他家什么都没有。父亲是码头扛水泥的临时工,母亲在服装厂被针扎得满手是伤。他们没有根基,没有关系,没有在村委的舅舅。在这个熟人社会里,他们家是最底层的那种——不是最穷的,但是最没有话语权的。
邱玉林说完那句话之后,自己也愣住了。她看着杨晓东,眼泪终于从眼眶里滚出来,一颗一颗地砸在滩涂的泥地上。
“对不起,”她说,“对不起,我不是那个意思——”
“你说的是事实。”杨晓东的声音很平静。那是一种奇怪的平静,像退潮时的海水——表面没有波澜,底下却有什么东西在悄悄退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