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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在演讲时发挥语言的力量02（第2页）

梁启超是我国近代颇负盛名的大学者，通今博古，学富五车。他在演讲中亦十分注意语言的口语化，把深刻的道理融在淳朴通俗的言词中，生动活泼，新鲜质朴，含蓄幽默，琅琅上口，铿锵入耳。

请看梁启超先生在《人权与女权》中的讲述：

“啊，啊！了不得，了不得!人类心力发动起来什么东西也挡他不住。‘一!二！三!开步走’‘走!走！走!’走到18世纪末年，在法国巴黎城轰的放出一声大炮来：《人权宣言》!好呀好呀!我们一起来!属地么，要自治；阶级么，要废除；选举么，要普遍；黑奴农奴么，要解放。19世纪全个欧洲、全个美洲热烘烘闹了100年，闹的就是这一件事。吹喇叭，放爆竹，吃干杯，成功!凯旋！人权万岁！从前只有皇帝是人，贵族是人，僧侣是人，如今我们也和他们一样，不算人的都算人了，普天之下率土之滨凡叫做人的，都恢复他们资格了。人权万岁!万万岁!

“万岁声中，还有一大部分‘圆颅方趾横目睿心’的动物在那边悄悄地滴泪。这一部分动物，虽然在他们同类中占一半的数量，但向来没有把他们编在人类里头。这一部分是谁，就是女子!人权运动，运动的是人权，她们是women不是men，说得天花乱坠的人权，却不关她们的事!”

梁先生在这篇政论色彩极强的演说中，却运用如此通俗的日常用语，这很是出乎一般人的想象，但他短促有力的句子，富有节奏感的语式，使整篇演讲具有了强大的吸引力和表现力。

口头语言应该是朴素的，是用普普通通的语言表达演讲的思想内容，而不刻意追求形式上的华丽。胡乱堆砌，故意雕琢，既不符合口头表达习惯，又会给听众哗众取宠、滑稽可笑之感。

江苏三笑在《丑女自有风流在》的演讲中就是用日常口语表述的，收到了意想不到的好效果，现截取其中两段，同读者共同体味。

“小时候，我不觉得自己生得‘丑’，过得挺快活；后来才发现别人都在异样地对待我，歧视我：在学校，同学不愿与我同桌。在工厂、工会举办文艺演出没有我。走在大街上，异性们见了我不屑一顾，有时还嗤之以鼻；亲朋见了我品头论足，同伴见了我指指点点，好友见了我绕道而行……所有这些原因只有一个：我长得‘丑’。

“我‘丑’碍你什么啦?不吃你、不喝你、不穿你、不用你的，可你们为何这样鄙夷我、苛求我、嘲笑我?我好难过!有多少个让人欣喜的日子，我都在泪水中度过；有多少个让人浪漫的夜晚，我都在寂寞中度过。”

这段语言，既无夸张的描绘，也无形象的渲染，而是准确地记述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实和现象，用的是极为通俗的口语，诸如“不吃你、不喝你”，“指指点点”，“品头论足”，“说三道四”，应该说把一个外在的“丑”和内在的愤懑表现得淋漓尽致，使人感到亲切自然，真实可信。如果演讲者是对自己的长相、身材、眼睛、皮肤等直接加以文字描绘，恐怕其效果反倒不佳了。可见，艾青说“口语里存在着美”是很有见地的。

关于怎样使语言朴素这个问题，郭沫若在《关于文风答〈新观察〉记者问》一文中给予了解答：“要使文章生动，我想，少用形容词是一个秘诀。现在有些文章有了毛病，就是爱堆砌形容词，而且总是爱用最高级的形容词。比如嫌‘十分’不够，一定要说‘二十分’，‘二十分’还嫌不够，一定要说‘十二万分’；其实你说得愈极端化，效果愈见少，别人是愈不相信的。”这就是说，要朴实，就要避免堆砌词藻。朴素的语言要在词语的锤炼上下功夫，把普普通通的词语用得巧妙，让它放出光彩。

7、演讲语言务必生动简洁

写好演讲稿，光有语言的通俗、明白还不够，讲出的话为听众所理解，这是最基本的要求，但与成功的演讲还相距甚远。好的演讲还要能吸引人，让听众爱听，这就要求语言的生动形象，要求语言表达“言之有物”，使人获得真切实在的感受。如果演讲中使用过多空泛的概念，过多虚幻的描绘，听众往往不得要领，难于理解和消化。要用形象化的语言把抽象化为具体，把深奥讲得浅显，使枯燥变成有趣。

运用形象化的语言可以从多方入手，或选用形象化的词语，或用形象化的修辞方法。形象化的词语就是形象色彩比较浓厚的词语。我们谨以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的开头部分为例：

“3月14日下午两点三刻，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停止思想了。让他一个人留在房里总共不过才两分钟，等我们再进去的时候，便发现他在安乐椅上安静地睡着了——但已经是永远地睡着了。”

这段质朴无华的语言给人的印象是极为深刻的，全世界爱戴马克思、尊敬马克思、信仰他创立的科学共产主义的人们，都在恩格斯形象的描述中重温了伟大导师去世时的情形，人们屏住呼吸，默默地送别他的灵魂，在绵绵哀思中整理着对这位伟人的片段回忆。形象生动的语言能够有效地渲染出事件发生时的气氛，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联系到前文，有的读者可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你不是说语言要朴素就得少用形容词吗，怎么这里又主张选用形象化的词语呢?其实，这二者并不矛盾而是辩证的统一。朴素未必失去形象，形象也未必就一定不朴素，语言的选用要依据演讲者所要讲述对象的特点，要具体描述的就不该吝笔墨，只须简要说明的就不必冗言赘语，最根本的是要服务于演讲的主题，既能准确地表情达意，又让听众觉得生动感人。形象化的语言绝不是堆砌形容词，这样只会适得其反，影响表达的效果。

要使语言形象化，各种修辞手法的合理运用也十分有效。比拟、比喻、夸张等都可以增强语言的形象色彩。

当演讲者向听众讲大家不熟悉或不很熟悉的话题时，就可以引用一个生动而容易理解的比拟，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例如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把那种只知背诵马恩列斯著作中若干词句、徒有虚名的人比拟为：“墙头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一副对联两个比拟，把教条主义者模拟得活灵活现。

我们再来看一个有关邓小平同志的例子：1957年4月8日，邓小平在西安干部会上作了题为《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建设》的报告演讲，他将西安的城建问题比拟为“骨头”和“肉”的关系。他认为西安市的城市规划摆得满满的，实际上里边空的地方很多，注意了“骨头”，对“肉”重视不够，应该办的商店、理发店等服务性行业，没有注意办。他表示，我们国家那么大，搞点富丽堂皇的东西，以表示新气象，是应该的，但同时，应多搞些商店、戏院、电影院、学校等，“肉”的问题就解决了。邓小平在这里的生动而又有说服力的比拟，道出了经济工作中的辩证关系。“骨头”指工业、交通、高楼等大的建设项目，“肉”是指配合生产和生活需要的多种设施建设，如科研、文教、卫生、商业服务网点、职工住宅和城市公用事业等。

生动活泼的比拟是演讲者贯常使用的修辞方法。

1924年1月17日，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友会上，鲁迅作了一篇著名的演讲——《未有天才之前》，在这篇演讲中，他针对当时文艺界“要求天才产生”的“盛大呼声”，通俗生动、深入浅出地阐述了天才与民众的关系，批驳了当时社会上的一些错误论调。

“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郊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孕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有一回拿破仑过阿尔卑斯山时说：‘我比阿尔卑斯山还高!’这何等英伟，然而不要忘记他后面跟着许多兵；倘若没有兵，那只有被山那面的敌人捉住或者赶回，他的举动、言语，都超出了英雄的界限，要归入疯子一类了。所以我想，在要求天才产生之前，应该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譬如想有花木，一定要有好土；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花木非有土不可，正如拿破仑非有好兵不可一样。”

“天才得以生长于民众”是鲁迅的主要论断。

这是一个充满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立场。在这里使用的两个精短、易懂、恰切的比拟有效地阐明了这一立场，揭示出天才与民众的关系。

比喻也是常用到的修辞方法。比喻有两个成分，一个是被描绘、被比喻的事物，叫“本体”，一个是用来打比方的事物或现象，叫“喻体”。“本体”、“喻体”是不同的东西，有本质差别，但两者之间又有一定相似之处。本体大多比较抽象深奥，或是生疏而不易理解，喻体则具体、浅显，为人们所熟悉。

周总理的领导艺术、大将风范历来为人们所称道。他在不同场合下所作的演讲中善譬巧喻，富理深刻，具有很强的教育启发性。比如在谈到对敌的战斗檄文中要抓住要害，而不要四面出击时，他以这样的比喻来启发听众：“一个猎手的好坏不在于他一下子打出多少发子弹，而在于他是否能一枪命中靶心。”而在长征胜利后缅怀死难的烈士，鼓舞士气时又用了这样的比喻：“我们红军像经过一场暴风雨的大树一样，虽然失去了一些树叶，但保存了树身和树根。”失叶存根形象贴切地反映了革命所付出的代价，表示了对烈士们怀念的心情，又体现了长征取得胜利后的喜悦乐观的情绪。

郭沫若演说也喜欢用比喻。1937年他从日本只身潜回祖国参加抗日，上海地下党组织各界人士激hui，欢迎他与获释的“七君子”返沪。会上，有人喜欢鼓吹“一党专政”和抗日必须依于“zhengfu”之下。郭沫若作了一个精彩的发言，说：“zhengfu好像是个火车司机，人民好比火车上的乘客，司机、乘客是向着同一目的地的，乘客应该一致服从司机开车，才能达到共同的目的地。但是如若说我们开车的司机，是个喝了酒的醉汉，或者他已经睡着了，这个时候全车乘客都将有生命之危，怎能安全到达目的地?这样我们就不能再服从他了。我们不但不服从他，而且应该叫醒他了!”会场上掌声雷动，他接着说：“即使他没喝醉，没有咋着，则这个司机不是个好司机，那他也是不会注意安全行车的。像前面轨道上，堆放着许多石块、障碍物，他还是硬向前开，全车乘客的生命安全危在旦夕，这时我们全体客人，为着自己的生命，为着胜利到达目的地，也就不能盲目地服从他，大家应该命令他停车，应该赶快下车，一齐动手把石块、障碍物搬掉。”郭沫若的这个比喻，取自日常生活，明白易懂，又说理透彻、无可辩驳。他有力地回击了“一党专政”的鼓吹者，大快人心，赢得全场长久不息的掌声和欢呼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