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心疼她,想请个帮佣,她坚决拒绝,将祖父寄去的那笔钱仔细收好,那是她的“种子基金”,不能轻易动用。
孩子三个月大时,她经一位热心老华侨介绍,找到第一份工作——在唐人街一家中餐馆后厨洗碗。
工作辛苦,报酬微薄,但离家近,时间相对灵活。
她每天背着一大包尿布、奶瓶,用简陋的背带将孩子绑在胸前,坐地铁去上班。
在后厨震耳欲聋的噪音和湿热油腻的环境中,她飞快地洗着堆积如山的碗盘,同时竖着耳朵听前堂服务生和顾客用粤语、英语交谈,默默记下发音和用法。
孩子哭了,她就躲进储物间角落喂奶、换尿布。
老板起初嫌麻烦,但看她做事麻利,从不偷懒,且工钱要得低,也就默许了。
就这样,一边是永无止境的油腻碗盘,一边是牙牙学语的孩子,许悠然像个陀螺一样旋转,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
累吗?累到骨头缝都疼。苦吗?
比在边疆洗衣、摘菜、清理荒地、在洪水中挣扎更苦吗?
不,这里的苦,是看得见尽头的,汗水和努力能换来她和孩子明天的面包,以及最重要的——尊严和自由。
没有人能用一张假结婚证否定她的存在,没有人能用“成分”和“避嫌”剥夺她的权利,更没有人能夺走她的孩子。
夜深人静,孩子睡了,她会在灯下继续学英语,看从社区图书馆借来的简单读物,或者练习打字——这是另一位华侨阿姨介绍的,说学好打字容易找办公室工作。
她的手指因长期泡在洗涤剂里而红肿粗糙,按在冰冷的打字机键盘上,僵硬而笨拙,但她一遍遍练习,直到指尖磨出茧子,直到能不看键盘敲出完整的句子。
一年后,她的英语足以进行日常交流,打字也达到了熟练工的水平。
她辞掉了餐馆的工作,在一位华人会计师的事务所找到了一份打字员兼前台接待的职位。
工作环境好了许多,收入也增加了一些。
她将孩子送进了附近一家价格相对低廉的日托中心,虽然心疼,但这是必要的选择。
在事务所,她不仅完成本职工作,还主动帮忙整理文件、学习基础的账目登记。
老会计师看她聪慧勤勉,又是同胞,时常指点她一二。
她如饥似渴地学习,晚上去社区大学报名参加了会计夜校课程。
日子在忙碌、清贫却充满希望中流淌。
孩子一天天长大,取名“许安”,小名安安,寓意平安安宁,也是她对那段动荡岁月最深的祈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