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完年夜饭,杨晓东走出院子,站在门口看村里的烟花。手机响了。是邱玉林。
“新年快乐。”她的声音在烟花声中显得格外清晰。背景音里有锅铲碰铁锅的声响和电视机里春晚的歌声,还有人在喊“阿琳,酱油放哪了”。
“新年快乐。”杨晓东说。
“你猜我在哪?”
“家里?”
“不对。”
“滩涂上?”
“太冷了,滩涂上风大,我又不像你那样不怕冷。”
“那你——”
“我在厦门,”邱玉林说,“我没回东埔。我爸也来了。我们一家三口在厦门过的年。我爸说既然我在厦门读书了,就来这边过年,顺便看看我上学的地方。这是他第一次在东埔以外的地方过年。他说外面的世界确实不一样。我们现在住的旅馆就在海边,窗帘拉开就能看到海。这边的海真的是蓝的,不是灰的。他看了很久,然后说——‘阿琳,你以后就在这里好好发展,不用总想着回去。我跟你弟在东埔好好的,你不用惦记。’”
杨晓东靠在院门口的墙上,看着东埔上空的烟花,想着此刻在厦门的邱玉林拉开窗帘看到的那片蓝色的海。她说过很多次,东埔的海是灰色的,厦门的海是蓝色的。现在她终于活在蓝色的海旁边了。
“正月十五你回来吗?”他问。
“回来。我们不是说好了吗,一起去看灯。”
“叫上尚杰。”
“叫上他。他说他今年不跟那些狐朋狗友一起放烟花了——他跟他们说了他要在海堤上看灯。他想来。”邱玉林的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得意,“你把他带歪了。”
“是你把他带正的。”
“是我们。”
杨晓东没有回答。他抬头看着夜空中炸开的烟花——红色的、绿色的、金色的火花在东埔的夜空中绽放,照亮了整个海面。和去年除夕看到的烟花一模一样。但今年站在这里看烟花的那个男孩,口袋里装着十三个月的贝壳碎片,成绩单上写着“全班第三”,心里刻着一行石头上的字——“好事也会轮到我”。
“杨晓东。”
“嗯?”
“还有半个月我就回来了。”
“我等你。”
挂了电话,杨晓东走进屋子。父亲在饭桌前剥花生,面前的小碟子里已经堆了一座小山似的花生壳。母亲在厨房里洗碗,水龙头的声音和电视里的春晚小品混在一起。妹妹杨晓雨趴在饭桌的另一边,面前摊着寒假作业,手里转着笔,嘴里念念有词。屋外的烟花还在放,海面上倒映着一片忽明忽暗的光。
他走进自己的房间,从抽屉里拿出邱玉林的笔记本。笔记本的封面已经被翻得卷了边,里面夹着每次邮寄东西留下的回执单。他翻到最后一页——那一页上还只有一行孤零零的“杨晓东是傻子”。他拿出笔,在下面写了一行字:
“邱玉林是鹦鹉螺。”
然后他把笔合上,把笔记本放回抽屉里,和那包贝壳碎片放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