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看着对方,然后同时笑了。邱玉林的笑容很大,眼角那条细纹完全舒展开来。杨晓东想起第一次在这里看到她的情景——那时候她的笑容是小心翼翼的,像是怕别人注意到她。现在不一样了。
“我有东西要给你。”杨晓东从口袋里掏出那个装钱的信封。他把两个来源的钱合在了一起——自己攒的一千八百块,和邱尚杰在建筑工地上搬砖筛沙子攒的两千块。信封比之前更厚了,表面那个用圆珠笔写的“学费”已经模糊得快要看不清了,但摸在手里沉甸甸的。
“这是什么?”邱玉林接过信封,打开,看到里面厚厚一叠纸币。她的手停在半空中,愣住了。
“三千八百块。我攒了一千八,还有两千是你弟在泉州工地上干了一个月赚的。他说让你拿着。他不直接给你,怕你拒绝。他知道你不会拒绝我。他说——”杨晓东模仿着邱尚杰的语气,“‘等姐以后有钱了再还我。’”
邱玉林把信封攥在手里,手指因为用力而发抖。她的眼眶红了,但没有哭——这些天她大概已经把攒了六年的眼泪都哭干了,现在只剩下一种更深沉的、无法用眼泪表达的情绪。
“这个傻子。”她低声说。
“你说谁?”
“我弟。”邱玉林抬起头看着杨晓东,“他以前打你的时候,我以为他一辈子都不会改了。他在工地干了一个月——他从来没干过粗活,他的手是拿笔的。他手上起了多少泡?”
“我没问。但他说这是他应该做的。他还说——以前的事,算了。”
邱玉林沉默了一会儿。她把信封放进口袋里,和笔放在一起。然后她忽然伸出手,轻轻地抱住了杨晓东。和台风天里那个拥抱一样——她的脸贴在他的肩膀上,呼吸透过衬衫传到他的皮肤上。但这一次,他的手没有再不知所措地僵在半空中。他抱住了她。他的手环在她的后背上,能感觉到她脊椎骨的形状——比去年十月更结实了,不再像一串随时会散架的贝壳。
“杨晓东。”
“嗯?”
“等我在厦门站稳了——等我有能力了——我会回来的。不是回来看看,是回来——”
“我知道。”
“你什么都知道。”邱玉林把脸埋在他肩膀上,声音闷闷的,带着被压抑了很久的情感。
“不是。我只是知道这个。”
邱玉林松开手,往后退了一步,用手背擦了擦眼角。然后她笑了——不是灿烂的笑,不是苦涩的笑,而是一种杨晓东从来没有见过的、笃定的笑。
“你口袋里那个贝壳——还在吗?”
杨晓东从裤兜里掏出那包碎片。大大小小的碎片在塑料袋里挤在一起,和那枚完好的贝壳碰出细微的声响。
邱玉林把塑料袋打开,倒在掌心里。她用手指拨了拨那些碎片,然后从自己手腕上解下那条红绳手链,把上面的小贝壳取下来,和碎片放在一起。
“这个给你,”她说,“这是我给你的贝壳。你那些碎掉的,是你自己捡的。现在这个,是我给的。两个加在一起,就是所有的了。”
“所有什么?”
“所有我们说过的话。所有看过的夕阳。所有挖过的蛤蜊。所有被风吹散的‘明天见’。所有——”她的声音哽了一下,但没有停下来,“所有的所有。都在这里了。”
杨晓东把所有的贝壳——碎片的、完好的、手链上取下来的——全部放回塑料袋里,然后重新放进口袋。口袋很重。不是重量,是别的什么。
“照顾好自己。”他说。
“你也是。”
“我会去看你的。两个多小时,你说过。”
“我等你。”
邱玉林转身走了。她往西走,夕阳在她前方慢慢沉入海平线。杨晓东站在石头上,看着她的背影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暮色中。
那天晚上,杨晓东一个人在海堤上坐了很久。退潮了,滩涂上露出大片的泥地,那块大石头稳稳地立在那里,石缝里的纸条还塞着——那张写着“不管等多久,我都在”的纸条,被塑料袋保护着,在夜风中轻轻晃动。已经快八个月了,纸条上的字迹大概已经褪色了,但杨晓东知道它还在那里。
他想起去年九月第一次遇到邱玉林的那个下午。他想起她教他挖蛤蜊时抓住他手腕的温热掌心。他想起她在台风天里抱住他时颤抖的手臂。他想起她在食堂后面空地上挡在他面前时仰头直视弟弟的坚毅眼神。他想起她在元宵节的灯笼下说“你以后每年都来海堤上看灯好不好”。他想起她在教育局门口喊出的那一声嘶吼。他想起她把成绩单递给父亲时的那句“过了”。他想起了所有的事,从五金店的一次回眸,到滩涂上的无数次等待,到那些被风撕碎又重组的“明天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