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晓东犹豫了一下,然后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了那个信封。信封已经磨旧了,表面被他手心的汗反复浸润变得柔软发皱,上面用圆珠笔写的“学费”两个字已经有些模糊。他把信封递给父亲。
“我想帮她攒学费,”他说,“厦门有一个职业技术学校,烹饪专业,一年八千。她已经通过同等学力认定的预报名审核了——是我帮她弄的申请表。只要凑够学费,她就可以去。”
父亲接过信封,打开。里面是零零碎碎的纸币——十块的、五块的、一块的,甚至还有几张皱巴巴的五毛钱。他把钱抽出来数了数。一千八百多块。这个数目对他来说不算特别大,但他知道,一个初一的学生要攒下这些钱需要干多少个晚上的活。每天晚上擦球桌、扫地、倒烟灰缸,闻着那些让人头晕的烟味和啤酒味,弯着腰在昏暗的灯光下干三个小时——三个小时能赚三十块钱。
“你每天晚上去镇上,就是为了这个?”
“嗯。”
“你攒了多久?”
“两个多月。”
父亲把信封合上,放在膝盖上。他又点了一根烟。这次他的手没有抖,打火机一次就着了。烟雾在他面前慢慢升起来,遮住了他的表情。
“那个女人叫什么?”他问。
“邱玉林。”
“她知道你在为她攒钱吗?”
“知道。她一开始让我别干,说太累了。后来看到我拿到的第一个信封,哭了。”
父亲又沉默了。他抽完那根烟,把烟头在烟灰缸里按灭,然后站起来。他的腰在站起来的时候发出咔嗒一声响——那是常年扛水泥留下的后遗症。他把信封还给杨晓东。
“你这孩子,”他说,“像你妈。你妈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认准了一件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杨晓东看着父亲。在昏暗的灯光下,父亲的脸上似乎浮起了一丝极其微弱的笑意,但转瞬即逝。他伸手在杨晓东肩膀上拍了一下——不是责罚,而是一种沉默的认可。那只手上的老茧硌在杨晓东的肩胛骨上,硬邦邦的,但杨晓东觉得那是他这辈子感受过的最温暖的力量。
“但是,晓东,”父亲的声音变严肃了,“邱家不会同意你们的事。不管你做多少,不管她弟弟是不是站在你们这边——邱家的门不是我们能攀得上的。你要做好心理准备。我不是在泼你冷水,我在告诉你事实。我在码头上活了半辈子,见过太多次这样的事了。”
“我知道。”杨晓东说。
“你知道还去做?”
“知道和做是两回事。知道可能会输,但不做一定会输。”
父亲看着他,良久无言。海风吹过院子,吹得晾衣绳上的衣服轻轻晃动。厨房里的水声停了,母亲在擦灶台。电视里动画片放完了,妹妹换了一个台。
“你长大了。”父亲说。
“我十四了。”
“不是年龄,”父亲说,“是这里。”他指了指杨晓东胸口的位置——那个口袋里装着贝壳碎片的位置。
然后他转身走进了屋子。脚步声很沉,但比平时多了一些什么——也许是释然,也许是某种他自己都说不清楚的情绪。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停了一下,没有回头。
“那个信封——别让你妈知道。她操心的事够多了。”
“嗯。”
“还有,码头上那些人说的话,你不用管。你爸在码头上扛了二十年水泥,还没有被人几句话打倒过。”
杨晓东坐在院子里,把信封装回裤子口袋里。他抬头看着夜空——没有月亮,但有几颗星星在云层的缝隙里闪烁。东埔的夜空和海面在远处连成一片深蓝色,分不清边界。他听到海上传来的汽笛声,悠长而苍凉,像一首传唱了很久的歌谣。
他把手伸进口袋里,摸了摸那包贝壳碎片。塑料袋里的碎片还在,被体温暖得温热。那枚完好的贝壳在另一个口袋里,边缘硌在他的手指上,光滑而坚硬。
他想,也许明天会有新的麻烦。也许邱玉林的父亲又会发火。也许村里的闲言碎语会变得更难听。也许他攒的钱最终不够。也许她最后还是去不了厦门。
但今天,他口袋里有一千八百块钱,邱玉林学会了写“命运”两个字,邱尚杰为了姐姐的未来愿意放弃自己的前途,父亲知道了一切却没有揍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