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手牵了很久。直到太阳西斜,邱玉林才轻轻抽回手,站了起来。
“我要回去了。我爸今晚要我帮他盘点库存,月初进的货还没理清楚。你晚上还要去台球室吗?”
“嗯。”杨晓东也站起来,把信封重新放回邱玉林的手上,“这个你拿着。”
“你先帮我存着,”邱玉林说,“放你那里更安全。我怕我拿回家被尚杰发现。”
杨晓东点了点头,把信封放回外套内侧口袋里,和那包贝壳碎片放在一起。信封和塑料袋碰在一起,发出轻微的沙沙声。两百块钱,一枚完整的贝壳,十几片碎片——这些东西构成了他左胸口袋里的全部重量。
“那明天见。”邱玉林说。
“明天见。”
邱玉林转身往西走了几步,又回头看了一眼。她的眼睛里还残留着刚才的泪光,但她的嘴角是上扬的。那个笑容在春天的夕阳下格外好看。
“杨晓东,如果我真的去了厦门——”
“你一定会去的。”
“我是说如果,”邱玉林说,“如果我真的去了,我会给你寄明信片。上面印着鼓浪屿的照片那种。”
“好。”
“你也要好好学习。你要考高中。”
“好。”
“你不要只跟我说‘好’。”
“好——”杨晓东说到一半,看到邱玉林的表情,改了口,“我会好好学习的。我答应你。”
邱玉林满意地点了点头,转身走进了暮色中。
杨晓东目送她离开,然后沿着海堤往东走。走到一半的时候,他忽然想起一件事——邱尚杰最近在学校里碰见他的时候,虽然眼神还是冷冷的,但那个轻微的点头的动作里,似乎包含着某种微妙的变化。是接受?还是只是暂时的容忍?还是因为他快要中考了,没有精力去管这些事?
杨晓东不知道答案。但他知道,在十二月八日那片空地上,邱尚杰听到了姐姐说的话——“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还是个人。”那句话大概不止打动了杨晓东一个人。邱尚杰可能永远不会真正接受杨晓东,但他对姐姐的感情是真的——那种在母亲离开后被姐姐一手带大的感情,那些被姐姐用退学换来的学费供着的岁月,是不会被一个“穷小子”就轻易抵消的。
杨晓东走在海堤上,把双手插在口袋里,左手摸着贝壳碎片,右手摸着装着钱的信封。他想,如果邱尚杰真的能对姐姐好一点,真的能不再把她当成自己的附属品,真的能考上泉州的高中然后离开东埔——那他被人堵在食堂后面打一顿、被人推搡、被人扣上“纠缠辍学女青年”的帽子,都不算什么。
因为这一切,最终为的都是让邱玉林不再说“我没有前途”。
四月过得很快。
杨晓东的生活变成了一种规律的循环:早上六点半起床,去学校上课;下午四点半放学,先去滩涂见邱玉林——如果她那天能出来的话——两个人坐在石头上聊一会儿天,有时候讲课文,有时候讲《平凡的世界》后面的情节,有时候只是坐在那里看海;六点之前邱玉林回五金店,杨晓东回家吃晚饭;七点到九点去台球室打工;九点后回家做作业;十一点关灯睡觉。
王海涛问他累不累,杨晓东说还行。他从小看着父亲在码头扛水泥长大,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累。
台球室打工赚的钱,他每个星期都存起来。第一周两百一,第二周一百八——有一个晚上台球室没什么客人,林老板提前让他下班了,只给了十块钱。他把每一笔钱都记在一个小本子上,字写得工工整整:4月15日30元,4月16日30元,4月17日30元……每一行都像是一个小小的台阶,通向一个叫“学费”的目标。
四月底,他在走廊里碰到邱尚杰的时候,邱尚杰还是点头。但这一次,杨晓东注意到邱尚杰的目光在他身上停留的时间比之前多了一秒。不是敌意,而是某种重新审视——像是在确认什么事情。
杨晓东不知道邱尚杰在想什么。也许是他听到村里有人说杨晓东在台球室打工的事,也许是他看到了姐姐那张厦门职校的招生简章,也许只是他在中考的压力下对很多事情看淡了。也许他知道,再过两个月中考结束,他就可能去泉州了——那时候姐姐的事,他鞭长莫及。与其继续对抗,不如慢慢接受。
五月在不知不觉中到来。
五月一日,劳动节,学校放假一天。杨晓东一大早就去了码头帮父亲干活。码头上比平时更忙——渔民们趁着假期出海,要赶在休渔期之前多捕几趟;货船也赶在节前卸货,码头上堆满了箱子和麻袋。杨晓东帮着分拣货物,从早上七点干到下午四点,赚了八十块钱。他把钱和台球室的工资放在一起,枕头下面的信封越来越厚。
那天晚上他回到家,妹妹告诉他有一个女生打电话来找他。杨晓东的心跳快了半拍。“她说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