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跟我说过,五金店什么都得会修。”杨晓东拧开碘伏的瓶盖,用棉签蘸了一点,“修东西的第一步是什么?——先消毒。”
他把邱玉林的手拉过来放在自己的膝盖上,用棉签小心地擦拭伤口周围的皮肤。他的动作很笨拙——他从来没有给别人处理过伤口,手指僵硬得像木头棍子——但他很专注,眉头皱着,嘴唇抿着,像是在做一件天大的事。碘伏涂在红肿的皮肤上,邱玉林的手指轻轻缩了一下,但马上又放松了,让杨晓东继续涂。
“疼吗?”杨晓东抬头问。
“不疼。”邱玉林说。她的声音很轻,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不是因为疼,而是因为她的手被一个男孩握在膝盖上,那个男孩的耳朵又红了。
杨晓东消完毒,撕开创可贴的包装纸,小心翼翼地贴在伤口上。他贴得不太平整,有一个角翘了起来,他用拇指反复按了好几次才按下去。
“好了。”他松开邱玉林的手,抬起头来。
然后他发现邱玉林在看他。
不是普通的看。是那种专注的、深深的看着,像是在看一个她认识了很久的人,又像是在看一个她第一次真正认识的人。她的眼睛里有一种柔软的光——那种杨晓东在滩涂的水洼里见过的光,清澈见底,倒映着天空的颜色。
“怎么了?”杨晓东问。
“没什么,”邱玉林把目光移开,低头看着手上的创可贴,“就是觉得——你有时候不太像一个十三岁的人。”
“那我像多大的?”
“像——”邱玉林想了想,嘴角翘起来,“像二十五的。”
“二十五?”杨晓东皱起眉头,“那也太老了吧。”
“二十五不老,”邱玉林说,“二十五刚好。”
她说完这句话就低下头去喝豆浆了,耳朵尖微微泛红。不知道是冷的,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杨晓东也低下头喝豆浆。豆浆已经不烫了,但他觉得喝下去的每一口都还是温热的,那股暖意从胃里蔓延到胸腔,然后沿着血管流向四肢百骸。
他们坐在石头上,看着远处的海。海面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有几只海鸟在低空盘旋,时不时俯冲下去啄食海面上的什么东西。更远处,有一艘货轮正在缓缓驶过,船身是红色的,在铅灰色的海平线上格外显眼。杨晓东想起自己小时候问过父亲,那些大船是去哪里的。父亲说,去很远的地方。他又问,很远是多远。父亲想了想说,比你能想到的最远还要远。
“玉林姐。”
“嗯?”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你能离开东埔,你想去哪里?”
邱玉林想了一会儿。“去厦门。听说厦门有海,跟东埔这边的海不一样。那边的海是蓝的,不是灰的。那边的海边有沙滩,不是滩涂。还有一个岛叫鼓浪屿,上面有很多老房子,还有钢琴。听说那个岛上连车都没有,大家都走路,像另外一个世界。”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杨晓东问。
“我看过一本杂志,上面有厦门的照片,”邱玉林说,眼睛里闪着光,“杂志是店里的一个客人落下的,我偷偷收起来了。看了好多遍,封面都翻烂了。上面有一张鼓浪屿的照片,傍晚拍的,夕阳照在红砖墙上,旁边是蓝色的大海。我觉得那大概是我见过最好看的东西了。”
杨晓东听着她的描述,心里涌起一股冲动。他想说“我带你去”,但他知道这句话的分量——他一个十三岁的初中生,连去镇上都要坐二十分钟的公交车,他有什么能力带一个人去厦门?他说不出口。
但邱玉林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了那句话。
“你不用承诺什么,”她说,声音轻得像海风里的呢喃,“光是跟你说说,我就已经很开心了。”
杨晓东低下头。他知道邱玉林在安慰他,在告诉他不用为做不到的事情感到愧疚。但这种安慰本身让他更难受——因为她已经习惯了不期待。习惯了把愿望藏在心底,习惯了只在嘴上说说,习惯了不去幻想那些不属于她的东西。
“我会去的,”杨晓东说,“总有一天。”
“嗯。”
“然后我告诉你鼓浪屿是什么样的。”